法理学分析不能代替法教义学分析，更不能彻底否定法教义学的结论。
【25】［英］诺贝特·埃利亚斯：《文明的进程·第二卷社会变迁文明论纲》，袁志英译，三联书店，第122—123页。该条几乎没有任何实施的技术可能，意义主要在于对宪法中其他关于中央和地方关系的条款提供基础性指导。
纵向上，各级政府具有几乎相同结构和功能，因而地方政府和部门多数情况下都在执行上级的指令，缺乏自主性。［美］王业键：《清代田赋刍论》，高风等译，人民出版社2008年版，第二章。时任财政部长楼继伟指出，改革开放以来，财税体制改革成为体制改革的突破口和先行军。但是，技术改革本质上无法替代政治体制改革，原权力架构的核心部分无法通过纯粹技术性的改革得到改变，相反，恰恰需要对权力结构本身（例如人大、央地分权等制度）进行改革。中国近现代史进程中，中央政府通过政治运动和法制改革的方式，不断地提高其财政汲取能力，并强化了对各部门支出的理性化控制。
【28】 回望近代中国史的国家—社会关系，我们可发现一条帝制———威权制（全能主义）———官僚制的转型轨迹。各地的参与式预算试验只能间接弥补这一缺陷，其民意表达碎片化的特征决定了无法取代代议制的日常功能。换言之，只要是符合经济和社会发展的目标要求，实行计划生育采取的具体措施可以有很大的调整空间，包括控制人口增长、实现人口自然增长，或者鼓励生育促进人口增长，都是可以选择的措施。
即便是在具体的家庭环境中，亦是如此。计划生育原本的独生子女内涵已逐步得到调适、淡化进而被消解。可以看出宪法对家庭规模采广义的设定，宪法中的家庭所及应该涵盖核心家庭和扩展家庭。针对这些情况，宪法修改委员会的成员们一致认为宪法必须对家庭关系加以规范，明确家庭成员之间对于彼此最起码的义务，因而有了第49条第3款和第4款后半句的内容。
如果以一种过程的视角来看待婚姻，它包含婚姻关系的建立、延续和终止的全过程。32.朱锋：《中华人民共和国宪法释义》，人民出版社1993年版，第117页。
革命时期中国共产党领导制定的宪法性纲领就将男女平等、废除旧式家庭制度作为重要内容，把劳动妇女群众吸收到根据地建设和革命中来，动员一切人力物力进行人民战争。此外，现代社会的家庭除了以传统的婚姻、血缘作为主要基础之外，还出现了非婚同居家庭、收养家庭等新的形式宪法对于未成年子女强调权利，对成年子女更强调义务，体现了每一个个体于人生不同阶段中在权利义务上的转换，共同构成了父母——子女这一主要家庭成员关系的循环往复，也是中国传统文化中回报父母养育之恩和尊老爱老的价值观体现。在市场经济理性行为逻辑的冲击下，家庭成员之间的亲情逐渐淡化，离婚率上升导致家庭稳定性下降，婚姻成为财富集中再分配的方式，家庭被物化，其价值内涵发生了错位。
16.彭希哲：《当代中国家庭变迁与家庭政策重构》，载《中国社会科学》2015年第12期，第117页。另一方面，现代生活中各种各样的生活方式和亲密关系形式涌现出来，因而对宪法中家庭内涵的理解也应该为容纳新的生活方式预留出空间。就婚姻与家庭的关系而言，这一规定的表述说明：一方面，现实中多数家庭的形成都是婚姻的产物，婚姻是组建家庭最主要的途径，因缔结婚姻而形成的夫妻关系也是家庭关系的重要内容。对于宪法中所提及的主体，如老人、妇女、儿童，需要在具体情境中根据同一标准来判断某一个体相对于其他个体是否处于弱势，不能一概而论，不能笼统且不加条件地将老人、妇女和儿童等直接划归弱势群体，这是不够严谨的。
结合第49条着眼的主要场景是家庭之中，因而这里应该将禁止的对象理解为其他家庭成员。需要运用制度性保障理论的发展来理解我国宪法文本中婚姻自由的规范内涵，以审视婚姻制度和其他相关配套制度的构建和完善是否具有合理性，而不是将婚姻理解为现存的、既有的制度，提前将宪法上的婚姻的范围和内涵进行人为限缩。
32.朱锋：《中华人民共和国宪法释义》，人民出版社1993年版，第117页。具体而言，婚姻自由要求国家尊重公民个人在婚姻事务方面的自主决定权，保护婚姻关系的完整性，以及双方在婚姻关系存续期间各自的权利，允许双方自行处理其内部的诸多事务，包括夫妻财产的安排与分配等事由。
男女平等已经不再是来源于西方、局限于城市、停留在知识分子圈中的空洞表述，而是与中国本土社会有了更多的协调和融合，凝聚了中国革命的经验和中国人民对于家庭生活的理解，在中国的土地上落地生根，具有了更加丰富的价值内涵，也为1954年宪法的制定与实施提供了宝贵的历史经验。如果不以婚姻、血缘亲属关系为前提，其他形式的同居共财，并且有永久共同生活实质的样态越来越多，比如：同性生活伴侣、异性同居关系等。战后德国基本法第6条保留了上述规定，并具有了实效性。近代妇女解放运动改变了20世纪初中国社会婚姻、家庭与国家之间的关系。各家庭成员虽然各自组成核心家庭，但是这些家庭彼此之间并没有切断联系。17.郭康健：《社会转变下的家庭》，载刘锡霖、郭康健主编：《蜕变中的中国家庭》，广角镜出版社有限公司1997年版，第61页。
13.张翔：《基本权利的体系思维》，载《清华法学》2012年第4期，第30页。3、第49条第3款的规范性质 第49条第3款采用了义务性的话语，使第49条呈现出权利+义务的混合特色，有学者采用亲权理论来解释父母的教养义务这一款的内容。
着眼于现代家庭关系，男女平等的重要原则主要体现在儿与女、夫与妻、父与母这三层主要关系内部地位的转变之中。其次，夫妻地位平等、互爱互敬、和睦团结。
因此，对于第49条中夫妻履行计划生育义务的理解应该淡化硬性要求的强制性色彩，需要通过积极的方式和更广阔的视野来界定我国的人口法制，使计划生育从战略规划视角向权利保障取向和定位转变，从根本上尊重每个人自主而理性的生育决定，更多去关注是宪法框架下与生育权密切相关的社会主体，如家庭、夫妻、女性，给予妇女生育关怀、实施妇女发展战略等。由此，生产行为代替了基因成为确定母亲身份的因素，即使产妇与所生育之人没有血缘、基因上的关系，也无碍其母亲身份的认定。
在我国民法典编纂的讨论过程中，曾有学者建议引入亲权制度来设定父母权利，但也有学者提出我国家庭立法中从未使用过亲权概念，并质疑其天然带有父母威权的意蕴，与儿童利益最大化的原则相违背。以一般宪法义务对婚姻自由的限制为例。首先，女儿和儿子在家庭事务中享有相同的权利，承担相同的义务，比如继承、被抚养、不可被买卖的权利，以及扶养父母、孝敬老人的义务。未成年人接受教育从历史上一种习惯性的做法转换成了现代社会中公民所享有的一项基本权利。
无论在哪个时代，家庭都是观察中国社会发展变迁的重要基点。18.金眉：《我国亲属法律概念的变迁探析》，载《江苏社会科学》2017年第1期，第151页。
在农业社会，扶老携幼曾经更多依赖的是家庭，社会要求他们的家人去照顾，直到被照顾的人经济独立或者死亡。现行宪法所确认的孝的价值必然与古代的孝存在区别，它加入了长辈与晚辈之间彼此人格独立，但又相互尊重的因素，淡化了传统代际关系中非现世部分的色彩和长辈身份的神圣性，以保障每一个体，无论年龄和在家庭中扮演的角色有何差别，都可以追求和享有幸福而有尊严的生活。
该条内容涉及家庭的形成以及家庭的内部关系两个方面，对这条的理解需要将视角从婚姻转换为家庭，从上述两个方面来建构其解释体系。58.刘宪权主编：《刑法学》（第五版），上海人民出版社2020年版，第614页。
其三，婚姻自由的基本权利性质被模糊，排除了其防御权功能，这与我国宪法规定婚姻自由，防御和对抗公权力以及他人侵害个人婚姻自主权的目的不相符。54.参见王锴：《婚姻、家庭的宪法保障——以我国宪法第49条为中心》，载《法学评论》2013年第2期，第13页。3.许崇德：《中华人民共和国宪法史》，福建人民出版社2003年版，第392页。一个社会人将无可避免会透过这些亲密的情感关系完善其自我认知，然后参与到更广阔的社会生活中。
35.秦奥蕾：《生育权、计划生育的宪法规定与合宪性转型》，载《政法论坛》2016年第5期，第44页。49.有学者将此类规定于宪法第二章第33条至第51条之间的义务类型界定为一般宪法义务，属于基本权利规范体系的范畴，与传统的兵役、纳税、服从等公民的基本义务相区分。
基本权利 一、引言 家庭是最具中国特性的本源型传统。但是，如何界定弱势群体，并没有一个严格的标准，如何界定这一概念并区分出这一类人群也存在很大的分歧。
文章来源：《苏州大学学报（法学版》2021年第2期。56.郑杭生主编：《中国人民大学中国社会发展研究报告2002》，中国人民大学出版社2003年版。
